国际化的世界观从建国方略看孙中山的世界观(2)

早在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从“竞争的世界性范围”角度，把“近代中国”界定为“世界之中国”，它相对于古代的“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作为中国历史图式中的一个新阶段，与其说是近代中国的状态，不如说是梁启超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在由新生强势帝国宰割的新的世界体系中，“世界之中国”一方面意味着传统中国之世界体系(即宗藩和朝贡体系)的逐渐瓦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新的世界体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国家身份。而这种期待延续至孙中山，有了更为强烈和深入的表达，体现在关键词上，就是“国际”。钱穆说：“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之大毛病，一面是专知剽窃与稗贩西洋的，而配合不上中国之国情与传统；一面是抱残守缺，一鳞片爪地捃摭一些中国旧材料、旧智识，而配合不上世界新潮流与中国之新环境。因此，此双方面同样够不上有领导中国走向新生之时代要求的一番大任务。”[3](P278)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感知与宏阔的视野，用“国际”一词涵盖了对于中国进入“世界”的一切理想和想象。

《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一篇用英文写作，原名为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显然，孙中山看待中国的发展是以“international”(国际)为基点的，这与政治上的“world”(世界)含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际”更加看重的是“inter”，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协作，希望晚清政府能在国际关系上要求平等。长期以来，中国人所信奉的“中国中心观”由世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和非自然性的“人文政教”意义上的中心两个层次构成。在世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论被逐渐打破后，更多的国人仍然固守中国中心是人文政教意义上的。这是中国人自我绘制的世界秩序图像，所以才会有“华夏之辨”“夷狄之争”。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晚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所谓国际关系，是针对国际权力的争夺而展开的，也是话语权的争夺。很明显，晚清政府在这场争夺中，不得不沦为输家。当中国人立足于这种残酷的新的世界秩序时，“自强”便成了中国享受“国际”权利的条件。

三、团结协作的“国际”发展观

中国在悠久的历史中逐渐演变并形成的思考和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由宇宙天道秩序相连的原理、规范、惯例等构成的体系，我们所熟知的“朝贡体系”是其表现或一部分。当我们简单地用“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等思维定势看待那几个世纪古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就往往不会考虑为什么会这样做，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这样做的。如果更深入地探讨，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晚清政府是如何划分内外界限及如何构想“世界”的？它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贸易秩序的？它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法律秩序的？这些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晚清政府对待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不是仅仅从某种仪式、某种器物、某个运动孤立单一地探寻。如果将这几个问题汇集到一个词，那就是“国际关系”。这个词对于现代人而言，是已经融入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词汇，但在清末民初，却是很难去体味与认知，甚至在国力衰微之际是遥不可及的。

自15、16世纪开始，世界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变过程开始发生，这一发展转变的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世界也才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世界从分散到整体发展的重大转变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世界各地区、民族从整体来说，呈现的是相对隔绝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时各地区、民族间的孤立发展是常态，相互交往则处于区域性发展状况。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理的新发现，催发了西欧的社会巨变，使西欧从此跨出了欧亚大陆，大踏步地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伴随扩张的步伐加剧，人们的地理知识大大丰富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以往的隔绝状况逐渐被打破，世界逐步成为一个整体。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是互为一体的。“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故世界之专门名家，无不乐为中国效力，如海客之欲为荒岛孤人效力者一也。”[1](P81)至于过去的所谓国际战争以及国际间的商战，都是由于没有合理地投放各国资本和技术力量的结果。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利益非但不致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相冲突，而是相互联接在一起。

文章来源：《国际药学研究杂志》 网址: http://www.gjyxyjzz.cn/qikandaodu/2021/0524/1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