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3)

韩国学者全炅穆先生的《韩中离婚文书比较研究》一文从一则韩国现存的离婚手记出发，将其同中国古代的休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有一定的趣味性。韩国学者孙炳圭先生的《17-20世纪韩国户籍与户口登载》一文从朝鲜王朝时期、大韩帝国时期和日本殖民地时期三个时间段对韩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进行了说明，同时还对行政制度下的韩国村落、户口进行了研究。

七、其他方面文书研究

中国社科院黄正建老师的《唐代制敕文书起草者署名浅析》一文通过对唐代制敕文书起草者署名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大家可以识别制敕文书中非皇帝圣旨的部分，并更好地理解制敕发布前后的政治氛围以及撰写者的思想行为。

河南师范大学张琛老师的《唐代巡幸迎谒制度研究》一文对迎谒制度进行定性，并对士庶、地方官、朝廷百官、皇室成员的迎谒以及巡幸迎谒进行了说明，对现阶段有关学术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弥补。

河北大学张春兰老师的《一名北宋中下层官员的恩荫入仕之路——〈刘唐工墓志铭〉研读》一文通过对《刘唐工墓志铭》的识读，了解作为宋代中下层官员代表的刘唐工的恩荫入仕之路，以此来探究宋代荫补制度的常态。

保定学院冯小红老师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豫北农村保甲设置实况及其职能——基于涉县甘泉村的考察”为题的报告以太行山文书中所藏“甘泉账本”为中心，从微观社会考察涉县甘泉村的保甲制度设置详情。报告中特别提出由于南北方文书记载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北方的文书研究不仅要立足于文书本身，更要深入社会，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

通过本次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既可以了解现今国内的文书研究动态，还可以了解韩国以及日本此方面研究的学术前沿动态。此次会议不仅实现了国内学者的学术交流和碰撞，同时也推动了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相信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可以使中外古文书学研究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年轻学者可以在会议中有所收获，并不断推动今后的古文书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2018年9月14—17日，由河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七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顺利召开。来自韩国、日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及台湾的4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本次会议以“文书文本解读与古代社会”为主题，共计收到参会论文46篇，研究内容涉及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明清文书、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书、太行山文书、日韩古文书等诸多领域，时间跨度更是从秦汉直至近代，充分体现了“中国古文书学”这一新兴学科跨断代、跨领域的突出特点。现就会议内容综述如下：一、秦汉简牍研究方面台湾学者游逸飞以“里耶秦简与古文书学关系举隅”为题的报告通过大量的简牍原尺寸照片来向各位参会学者展示里耶秦简，并希望通过此方法来进一步说明古文书学对里耶秦简的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凌文超老师以“长沙尚德街东汉户口考释”为题的报告对2011年长沙尚德街古井群中出土的两枚东汉残简的内容进行了考释，并确定其为迄今所见内容、形式大致完整的东汉户口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老师的《简牍文书常用语举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阴微”解》一文则对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与刑侦相关的文书中屡见的“阴微”一词结合简牍例证进行了解读。李均明老师判定“阴微”一词用于形容隐秘的活动方式，常见于与刑侦有关的司法文书中。北京师范大学张荣强老师的《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一文对纸张代替简牍并成为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重要表现方面进行了说明，并提出简纸更替并非是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原因，但却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技术前提和物质条件。也就是说，简纸更替并不必然引起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而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必然以简纸更替作为前提。二、敦煌吐鲁番研究武汉大学刘安志教授所做的以“公文程式与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为题的报告则提出由于科技的发展，《吐鲁番文书》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慢慢显现，尤其是该书所附图版均为黑白翻拍，字迹模糊，无法与下面的释文直接对照。不仅如此，原有的重要信息也存在着模糊或者识读存在错误的问题。因此，对《吐鲁番文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文书的价值和意义将会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同时刘安志教授还提出了以唐代公文流转签署程式来重新认识吐鲁番文书的性质、定名和释读，这也为吐鲁番文书的再整理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中国社科院刘子凡老师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询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新释》一文对吐鲁番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询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的断片排序、制作时间以及文书内容所反映的诉讼地点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新的考订。河北师范大学谷更有老师的《唐代村民经济身份的变迁——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一文从均田制时代下村民社会的经济状况、村民生活的经济活动和村民社会构成的贫富分化三个方面，通过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记载的真实事件来说明唐代村民经济身份变迁的事实和过程。河北省社科院张重艳老师的《门状考》一文则将敦煌文书中现存的门状作为材料，对门状的产生、形制、适用范围进行了考证，为学界认识门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三、黑水城文献研究中国社科院史金波老师的《西夏文书在中国文书中的地位》一文从西夏文书的发现和出版、西夏文书对中国12-13世纪文书空缺的填补、西夏文书中的新类品、西夏文书的价值、西夏文书的特点等五个方面对西夏文书在中国文书中的地位进行了综合的探究说明。南开大学郑旭东博士的《夏元时期黑水城户籍文书体系再探——从国图藏西夏文献编号B11·045文书的误判说起》一文对B11·045文书的定性提出了质疑。在文中对西夏的户籍账/册进行了重新定义，进一步分析了夏元时期黑水城户籍文书的层次，并推断西夏户口账是为编造人口税账而准备的特定文书。河北省社科院冯金忠老师在《中国文书学视阈下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范式与方法刍论——兼评孙继民等著〈中国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一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古文书整理现阶段存在着不够规范统一的问题，因此提议借鉴孙继民先生在整理黑水城文书中所运用的宏观、整体地把握文献资料的意识和能力；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范式的引入；整理与研究兼顾，以研究为旨归；集体讨论，分工合作的四项优点。拓宽各专门学之间的研究空间，融通各专门学，彼此借鉴，取长补短，有利于推动中国古文书的研究整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河北师范大学崔红芬老师的《黑水城出土〈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考略》一文对道的生平事迹及其《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版本、内容进行考证，并探讨了道著作传入西夏的背景和时间等。河北社科院马春香老师的《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佛说竺兰陀心文经〉经文及发愿文浅探》一文对《佛说竺兰陀心文经》的出现时间、流播范围以及价值意义进行了说明。四、明清文书研究中国社科院阿风老师所做的以“明清时代土地交易中契尾样式的变化——以徽州文书、北京文书为中心”为题的报告则对契尾的出现以及在后世的流变情况进行了说明。契尾的研究时间从唐代开始，一直延伸到清乾隆年间，时间间隔近一个世纪，阿风老师在向大家展示历史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展现了其扎实的历史功底。暨南大学黄忠鑫老师的《明清图甲拟制户名的运作机制——以徽州文书为线索》一文利用徽州文书来探究州县官府、中介力量和民间社会之间如何通过拟制户名进行钱粮运作。特别是对文书使用和信息传达、私约达成方式、户籍登载及其派生形态等诸多细节进行了解释。浙江师范大学李义敏老师所做的以“鱼鳞图册断代研究”为题的报告向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展示了目前浙江师范大学鱼鳞图册研究的成果，并以浙江的鱼鳞图册为中心，依据鱼鳞图册的性质，从版本、笔迹、印章、人名、字号五个角度考订其年代。鱼鳞图册断代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研究，还综合了文字学、文献学以及书法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跨学科的综合应用为历史研究更添助力。凯里学院吴才茂老师的《清水江文书“成化二年粟文海、粟文江转批田合同”考述》一文从成化二年的一份合同出发，不仅对合同所述事件进行了说明，还对合同所属地区以及合同中所涉及的田地性质等进行了说明。其文中所引文书是清水江文书中所见最早的文书，该文书的研究对整体把握清水江文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张舰戈博士后的《明代国子监生省祭程序探究——以〈刑台法律所收国子监文书为例〉》一文从现存史料文书中发现材料，通过对文书的解读发掘明代国子监生省祭的整套流程。中国社科院李翼恒博士的《明代“手本研究”——作为官文书的手本》一文从明代后期各衙门职能、地位的变化入手，阐述了明代手本从准公文到正式公文的转变。该文也是学界现今少有的对手本进行说明的文章。五、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研究河北社科院孙继民老师、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田琳共同撰写的《明代节妇烈女旌表程序探析——以〈罗昭谏诗集〉纸背文献为中心》一文通过对文书的释读分析并结合地方方志中对钱沚妻孔氏的相关记载，还原了当时为孔氏进行旌表的整个程序。而且公文中所涉及的重复体勘内容对于明代公文的行移堪合制度以及按察司分巡时的职责亦有重要意义。河北省社科院陈瑞青老师的《〈文苑英华〉裱纸公文所见明代省道官员汇考》一文将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文苑英华》裱纸公文中所涉及的明代福建、浙江、江西、湖广、应天等地的道、省级官员进行了考证，本文考证出共计21人，充分展现了历史学研究是在有限的信息内做无限学术探索。山东师范大学杜立辉老师所做的“走进延祐经理——以国图藏《魏书》纸背元代文献为中心”报告则提出利用国图所藏元代的《魏书》纸背文献为材料，弥补传统史料中对延祐经理记载的不足，以此来探究延祐经理最终失败的原因。河北师范大学宋坤老师的《新见三种明代勾军回答册文式简论》一文通过对现今发现于公文纸本文献中所存在的三种勾军回答册进行了分析说明，以此来弥补史籍中有关勾军文册的具体记载不足。武汉大学张恒博士的《略论明代黄册中的田土“推收过割”问题——以上海图书馆藏〈乐府诗集〉纸背文献为中心》一文将涉及田土买卖的258叶黄册进行整理。通过整理传世史籍对该批黄册进行归纳总结，不仅可以了解黄册所见明代土地买卖中的原则，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该批黄册的价值。六、日韩古文书研究日本学者佐藤雄基先生的《日本的古文书与书状：从古代到中世》一文从书状在日本古文书学中的位置和书状的公文书化问题两个方面探讨了日本中世时期的书状。日本学者大野晃嗣的《一场明朝与丰臣政权之间的交涉——从明朝兵部所发行的“劄付”说起》一文以1596年明朝兵部发出的授予丰臣秀吉家臣武职职衔的“劄付”为中心，并对其修改的痕迹和缘由进行了研究，以此来探究明朝政府同日本之间的关系。韩国学者全炅穆先生的《韩中离婚文书比较研究》一文从一则韩国现存的离婚手记出发，将其同中国古代的休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有一定的趣味性。韩国学者孙炳圭先生的《17-20世纪韩国户籍与户口登载》一文从朝鲜王朝时期、大韩帝国时期和日本殖民地时期三个时间段对韩国户籍制度的发展进行了说明，同时还对行政制度下的韩国村落、户口进行了研究。七、其他方面文书研究中国社科院黄正建老师的《唐代制敕文书起草者署名浅析》一文通过对唐代制敕文书起草者署名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大家可以识别制敕文书中非皇帝圣旨的部分，并更好地理解制敕发布前后的政治氛围以及撰写者的思想行为。河南师范大学张琛老师的《唐代巡幸迎谒制度研究》一文对迎谒制度进行定性，并对士庶、地方官、朝廷百官、皇室成员的迎谒以及巡幸迎谒进行了说明，对现阶段有关学术研究的不足进行了弥补。河北大学张春兰老师的《一名北宋中下层官员的恩荫入仕之路——〈刘唐工墓志铭〉研读》一文通过对《刘唐工墓志铭》的识读，了解作为宋代中下层官员代表的刘唐工的恩荫入仕之路，以此来探究宋代荫补制度的常态。保定学院冯小红老师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豫北农村保甲设置实况及其职能——基于涉县甘泉村的考察”为题的报告以太行山文书中所藏“甘泉账本”为中心，从微观社会考察涉县甘泉村的保甲制度设置详情。报告中特别提出由于南北方文书记载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北方的文书研究不仅要立足于文书本身，更要深入社会，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通过本次中国古文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既可以了解现今国内的文书研究动态，还可以了解韩国以及日本此方面研究的学术前沿动态。此次会议不仅实现了国内学者的学术交流和碰撞，同时也推动了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相信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可以使中外古文书学研究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年轻学者可以在会议中有所收获，并不断推动今后的古文书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文章来源：《国际药学研究杂志》 网址: http://www.gjyxyjzz.cn/qikandaodu/2020/102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