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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劳动参与率（60.6%）处于低水平。[3]亚太地区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青年失业尤为严重。ILO发布的《2018年亚太国家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显示：“2010—2017年，孟加拉青年失业率上升为6.4%，为亚太各国最高，其次为巴基斯坦（5.3%）和越南（3.7%）。”[4]2017年，韩国青年失业率为9.9%，青年失业人数为43.5万人，创18年来新高。而中国台湾青年失业率达11.92%，为台湾整体平均失业率的3.17倍，远高于日本（4.7%）。[5]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中国的失业问题发表的题为“中国也有失业问题”的评论文章称：“中国有1/6的青年没有工作，中国城市人口失业率为6.9%，其中青年失业率接近12%。”[6]可见，青年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陷入了青年失业的泥沼。二、国际视野下青年失业原因分析从全球视角来看，导致青年失业的主要原因包括如下三点：宏观经济衰退、教育与培训系统提供给青年的技能与劳动市场所需技能不匹配、青年存在“自愿失业”心态。（一）宏观经济衰退影响青年失业与就业的重要因素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形势。经济衰退时期，劳动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减少，大量青年处于需求低迷的劳动市场状况下便极易产生失业现象。青年失业受经济衰退的影响比成年人所受到的影响更大。当经济不景气时，企业首先解雇的是缺乏工作经验的青年，而不是解雇经验丰富的成年工作者，因此青年是宏观经济不景气时最为脆弱的就业群体。“青年就业指标在劳动市场中是最敏感的变量，在经济腾飞时，青年就业率便会上升，而在经济开始衰退时，青年就业率则迅速下降。”[7]（二）青年掌握的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技能不匹配在就业结构性矛盾日渐明显的情况下，劳动力整体过剩与局部短缺同时共存，意味着失业现象的产生并非因为缺少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匹配的劳动力资源。[8]许多研究认为，青年所掌握的技能与实际工作岗位所需技能不匹配的问题可以依靠参加工作后的在职培训来解决，然而事实却是企业和员工对在职培训都不够重视。一项对美国大型企业近20年的青年员工接受培训状况的调查显示：在1991年只有17%的青年员工在一年前接受过培训，到2011年只有21%的青年员工在过去5年中接受过培训。[9]技能不匹配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青年在工作岗位中无法充分利用已有的技能，二是青年不具备某个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前者主要是由于过度教育所导致的，而后者主要是因为教育不足。过度教育现象在15—29岁的青年中比在30岁以上的劳动者中更为普遍，而教育不足的现象在大多数国家中的青年群体中比较少见。平均来说，青年往往比那些30岁以上的成年人面临较高的过度教育风险。青年接受过度的教育，却从事只需要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作，这显然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三）青年的“自愿失业”心态许多青年不愿积极主动地进入劳动市场，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被称为“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nor i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既不在劳动市场中也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青年群体中。“NEET”一词源于英国，指的是16—18岁的既不在劳动市场中也不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青年群体；在日本，则是指15—34岁的NEET群体。[10]日本NEET人数在 2001—2013年间长期处于60多万人的高位状态。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基本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日本的NEET人数约为57万人，占15—34岁年龄段人口约2.2%。”[11]在欧洲，NEET规模同样庞大。“保加利亚、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意大利、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等国自经济危机开始至2015年以来，NEET比率大幅增加。2015年，这些国家的NEET比率分别为19.3%、17.2%、15.3%、15.6%、 21.4%、18.5%和18.1%。”[12]处于NEET状态的青年大多都存在“自愿失业”的心态，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在劳动市场中寻找工作时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往往嫌工资水平过低，索性不参与任何工作。三、国际视野下青年失业造成的消极影响（一）青年失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欧盟估算，每年由青年失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高达1500亿欧元，约占欧盟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而欧盟各成员国针对失业青年尤其是处于NEET状态的青年开支成本有很大差别。一些欧盟国家如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和波兰，所付出的青年失业成本开支非常高，比GDP总值的2.0%还要多，而如丹麦、德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典的这项开支成本保持在GDP的0.6%以下。[13]在美国，一个已经失业6个月的青年在未来10年预期赚取的薪资比没有经历长时间失业的青年要少大约美元，并且自2010年4月起，美国失业超过6个月的青年数量已达到历史最高的人，预计这些青年在未来10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214亿美元。[14]（二）青年失业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社会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秩序的维持，即社会稳定；社会体系只有在足够数量的社会成员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时才能正常运转。青年作为社会群体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却面临着失业的沉重压力，他们无法找到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未能发挥自身的真正潜力和实现自身的价值，长此以往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不仅如此，随着青年失业率的增加，犯罪率趋于上升态势，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繁荣。2011年，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均表明青年失业问题会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解决好失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15]（三）失业对青年自身的消极影响失业对青年自身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失业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青年幸福感下降。一个国家整体失业率的上升，会增加青年对失业的恐惧程度，进而降低青年的主观幸福感。二是失业使青年产生生理与心理疾病，导致个体营养不良、感染疾病、精神紧张和易患抑郁症等。Goldsmith等人对美国青年纵向调查机构（NLSY，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失业有损青年的自尊，并且增加整个青年群体的无助感，甚至会导致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杀倾向。[16]三是失业导致青年未来再就业的薪资水平降低。Gregg和Tominey通过对英国NCDS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在控制教育、地区、家庭财富和个人特点等因素的条件下，青年的失业经历导致未来再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显著降低。[17]Arulampalam 等人也认为，有过失业经历的青年对再次失业和薪资水平的降低具有显著影响。[18]四是失业对青年自身的消极影响具有持久性。失业的消极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体失业时间的长短，长期失业导致个体意志消沉，从而使青年再就业愈加困难。Ellwood经过研究后指出，失业对青年的消极影响具有持久性。[19]Mroz和Savage使用来自美国NLSY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失业对青年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性的。[20]四、发达国家促进青年就业的做法与经验（一）丹麦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黄金三角模式在2008—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丹麦青年的失业率依旧保持十几年前的低水平，并且始终低于欧洲青年总体失业率的平均水平。根据丹麦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11月，丹麦失业人数与前四个月基本持平，约为人，较10月仅增加1100人，失业率维持在4.2%，而青年失业率则保持在2.7%，降幅为欧洲国家中最高。”[21]丹麦的就业体系能够保证青年避免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主要是因为丹麦具有弹性安全特性的劳动市场制度。灵活的劳动市场制度（主要表现为灵活的雇佣关系）、健全严格的失业保险制度、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组成了丹麦劳动市场以弹性安全为主要特征的“黄金三角”模式。相对宽松的就业保护法规使雇主可以较为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员工，但失去工作的个体会获得较高的失业救济金。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使个体从被动接受福利向积极参加教育与培训项目过渡，帮助个体提高工作技能，从而顺利实现再就业。丹麦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其工作周转率比诸如英国和美国等自由经济体高，而个体平均工作时间却与自由经济体国家相似。丹麦劳动市场工作流动性高，主要是由于劳动市场对企业雇佣和解雇人员的限制较少。针对个体工作保护制度的研究发现，严格保护个体工作权益的相关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工作的流动性，尤其对青年群体产生了消极影响。与其他国家相比，丹麦的企业在雇佣和解雇员工方面受到较少的限制，并且创业者创办新企业时受到的官方限制也非常少。丹麦在1994年就明确规定个体在失业期间获得经济支持的前提条件是参加职业培训和教育项目，以此来促进失业者再就业，避免失业者过度依赖失业福利。丹麦的失业保险制度覆盖面广、体系健全，对失业福利受助者接受救助的要求十分严格。失业福利受助者需要证明自身具有工作能力，并正在积极寻找工作，能够积极主动参加劳力市场的培训项目和接受合适的工作，才具备接受失业福利的资格。从国际整体水平来看，丹麦失业保险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并且失业保险制度的严格性持续在加强。丹麦被认为是执行积极劳动市场政策（ALMP）的典范。丹麦于1994年开始推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主要目的是减少结构性失业。ALMP主要针对年龄超过30岁失业9个月以上者、年龄低于30岁失业3个月以上者以及所有19岁以下的失业者。丹麦用于推行ALMP的资金是本国GDP的1.3%，高于OECD推行ALMP使用资金所占GDP的比例（0.5%），推行ALMP的支出中有22%用于职业培训，17%用于就业激励措施（如工资补贴），35%直接支持就业和再就业。[22]ALMP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创业培训、择业指导和求职帮助项目等。由于全球经济低迷导致青年失业率急剧上升，丹麦政府（左翼和保守党）、社会民主党、丹麦人民党和激进左翼在ALMP的基础上，提出了“使更多青年处于教育和工作中”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帮助年龄在15—17岁既没有参加教育又没有就业的青年接受职业培训，主要形式是在职培训，主要目的是提升个体的技术技能。二是立即激活18—19岁青年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使他们成为失业福利的受益者，为再就业奠定基础。三是政府提供就业中心专项补助资金，允许就业中心容纳更多30岁以下的青年，给予他们超过12个月的公共资金支持，以促进再就业。（二）荷兰非正规就业措施——增加青年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润滑剂荷兰青年失业率一直低于整个欧洲青年失业率的平均水平，即使在经济衰退期间，青年失业率增长幅度也很小。荷兰中央统计局（CBS）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15—25岁的劳动力中失业率为7.2%，低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的青年失业率（8.5%）。”荷兰青年失业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青年参加非正规性工作（主要指兼职性和临时性工作）的水平高。15—24岁的青年中有47.8%的青年签订的工作合同是临时性合同，高于OECD（38.2%）和欧盟（40.6%）的平均水平，约65.8%的青年从事兼职工作，是OECD（27.9%）和欧盟（25.4%）平均水平的2倍多，其中仅有4.6%的青年是非自愿参加兼职工作，欧盟青年非自愿参加兼职工作的比例为20%，OECD为16.9%。[23]非正规性就业水平高，是荷兰青年劳动力市场的突出特点。荷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明确提出，赋予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关键。1982年，荷兰政府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打算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促进青年就业，并因此推动了瓦森纳协议的签订。瓦森纳协议是雇主组织和工会之间签订的一个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允许签订的临时性合同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减少冗余的就业程序和工资约束等。瓦森纳协议最终促进了就业的增长。荷兰临时工就业保护指数和正式员工就业保护指数分别为1.42和2.73，两项指数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24]荷兰临时工享受高水平的就业保护，包括参加职业培训的权利，获得工资保障和补贴性养老金。荷兰青年参加非正规性工作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通过非正规性工作，青年往往能够找到永久性的正式工作。青年参加非正规性工作有许多好处，例如减少“疤痕效应”，积累工作经验，扩大社交网络和充分了解自己的职业偏好等。（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保持青年低失业率的秘密武器自21世纪20年代中期起，德国青年失业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经济衰退期间，德国青年失业率反而呈下降趋势。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德国青年失业率显著下降。“2006—2015近10年间，欧盟28国中有18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因经济危机持续升高，而德国青年失业率却持续下降，从2006年的15.2%下降至2015年的9.3%，降幅居欧盟之首。”[25]总体来看，德国青年与欧盟其他国家青年相比，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优势，这与德国健全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体系密切相关。德国的双元制VET举世闻名，是德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约60%的学生选择双元制VET。双元制VET是一个具有丰富教育资源的体系，并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其有效性在经济下滑时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展现。双元制VET为青年提供多种发展途径，能够平衡工作、培训和学术性学习之间的关系，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学校本位的学习和工作场所中的培训相结合，并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双元制VET的具体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在各个州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职业学校每周提供至少12小时的教学，包括8小时的职业教育专业实践课程及4小时的通识教育课程，每周学生通常会有3天时间作为兼职带薪学徒到企业中进行工作。德国双元制VET成功的因素主要包括密切结合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的高质量培训，大型企业的高度参与，培训后颁发同行广泛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以及企业和政府持续对双元制VET进行投资等因素。尤其是大型企业雇主和其他社会合作伙伴（工会，商会等）在国家、区域、行业和企业层面的高度参与和支持，对德国双元制VET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协助职业院校开发职业培训计划和标准，保证学校和企业之间协同合作，监督企业培训质量，负责实施考试和颁发资格证书。最重要的是社会合作伙伴的高度参与有助于德国企业界对双元制VET所提供的课程进行及时干预，确保企业提供的技术技能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具有良好的匹配性。（四）挪威和瑞典迷你公司创业——青年实现自我就业的有效途径为了应对青年失业问题，瑞典和挪威两国都开展了“迷你公司创业项目”，希望以创业带动就业。学生与经过培训的教师和来自企业界的创业教练协同工作，创办真正的企业（营利或非营利），共同筹集资金，设计和开发产品和服务，进入当地社区市场或国际市场，一起处理所有的账单和报告。在挪威和瑞典“迷你公司创业项目”是经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一门课程（平均每周2—5小时）。挪威和瑞典两国对过去10年参与过“迷你公司创业项目”的人员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保证了控制组中个体的数量、背景和年龄与目标组相同，确保唯一重要的差异化因素是个体参与过“迷你公司创业项目”。挪威的研究显示：参加过“迷你公司创业项目”的学生中有33%处于企业的领导地位，而控制组中只有25%的学生处于企业的领导地位；55%参加过“迷你公司创业项目”的学生声称具备创建企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而控制组中的这个比例为41%；参加过“迷你公司创业项目”的学生中46%有创办企业的想法，而控制组中这个比例为39%。[26]在瑞典，1990—2009的近10年间，有人参加了“迷你公司创业项目”，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4.4岁。[27]瑞典经过研究后认为参加项目的个体在建立新企业，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在企业内部创造就业岗位等方面都要比控制组中的个体表现得更好。此外，波士顿咨询集团（BCG）还收集了过去在加拿大参与“迷你公司创业项目”500名个体的数据，在证实了挪威和瑞典研究结果的同时，还关注了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ROI）。BCG的研究认为，平均往“迷你公司创业项目”中每投入1美元，会得到45美元的回报。[28]五、发达国家促进青年就业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一）结合宏观经济政策试行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模式丹麦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模式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健全严格的失业保险制度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黄金三角模式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制定要权衡和协调灵活的就业制度和社会失业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适度低水平的就业保护结合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会不断增强劳动者群体的就业能力，从而有效避免工作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在一个充满活力、运作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制度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是不相抵触的。然而，当前对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模式的研究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因此还不可能准确地预测这种制度模式能够取得的预期效果以及获得成功的具体条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模式可以帮助个体在不同的工作之间有一个较为平滑的过渡，但并不会显著增加总体的就业水平。这意味着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模式应该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共同促进更多新的工作岗位产生，没有积极的宏观政策支持，将削弱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模式的作用。（二）明确非正规性就业的作用与意义荷兰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表明，非正规就业对于青年顺利向全职性就业过渡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非正规就业对于那些处于失业期的青年来说作用更加明显，可以为他们提供实用的技术技能和工作经验。对于那些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不明确的青年来说，非正规就业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性手段。近年来，我国非正规就业规模呈快速增长趋势，1990—2011年的20年间，非正规就业人员已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力军。“非正规就业绝对规模由1990年的2984万人增至2011年的2.26亿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重也由17.51%增至63.52%，年平均增长速度达6.4%，而正规就业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一直在不断缩减。”[29]我国当前不能过分刻意强调正规化就业，提高发展水平是个渐进的自然过程，没有必要在那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强制促进正规化就业，那些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已经开始快速走向正规化就业，也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因此走向正规化就业（体面就业） 可以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但未必适合作为短期的政策目标。[30]政府还需要积极地推行工资补贴和减少税收等措施，以增加企业雇用青年的可能性，减少企业因为青年缺乏工作经验和青年与企业的就业关系存在潜在波动性而不为青年提供非正规就业机会。（三）寻找企校合作契合点，建立促进企校合作的有效机制德国大多数企业都承担着参与双元制VET的任务，能够积极主动参加双元制VET课程开发与设计、技术技能的传授等。企业高度参与双元制VET能够保证培训后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受到行业内广泛认可，保证双元制VET提供给青年的技术技能和劳动力市场实际所需的技术技能相匹配，从而确保青年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究其核心原因是缺乏一套促进企业与职业学校有效合作的机制。职业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企业的目标是用最小的成本使利益最大化，如果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来，必然会面临经济损失的风险，所以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由于企业和职业学校的目标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结合点，让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此，政府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企业和职业学校的合作机制，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并通过减免税收等经济手段促使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促进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依托，职业学校为主体的培训模式的形成，为青年提供高质量的职业培训，传授给他们劳动力市场实际所需的工作技能，保证青年顺利就业。（四）以创业推动青年就业创业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仅靠向学生进行创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理论传授无法有效帮助学生创业。我国可以效仿挪威和瑞典的做法，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办“迷你公司创业”项目，让学生、教师和企业中有过创业经历的人员共同进行创业活动，让青年从创业实践中学会创业。在创业实践中对青年进行的创业教育目的可以分为表层目标和深层目标，表层目标是激发青年的创业热情，培养青年的创业动机，当有很好的创业机会和创业条件时，青年能够把握住创业机会进行创业。而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培养青年创新意识，培养青年进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使青年无论将来从事创业与否，都具备一颗创新的头脑以应对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变化。挪威和瑞典之所以能够有效开展创业项目，助力青年创业，与两国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是分不开的。而在我国，创业管理体制和法规却是阻碍青年创业的主要障碍。创办一个企业的繁杂程序和高税收更是使缺乏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青年对创业望而却步。社会保障体系往往将创业者排除在外，成为一个创业者将意味着失去未来社会保障福利等权利。选择创业这条道路的青年已经承担了太多的风险，加之社会无法给予青年创业者有效的保障，这无疑将极大阻碍青年从事创业活动，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青年更喜欢成为稳定的、有固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员工的重要原因。青年自己创造工作岗位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解决就业难的有效选择。[31]因此，国家需要专门制定针对青年创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给青年创业者强有力的支持，激励他们积极参加创业培训。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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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药学研究杂志》 网址: http://www.gjyxyjzz.cn/qikandaodu/2020/1028/410.html